有的石堰特别高，如果不方便爬到上面，就得攀到半空，一手固定身体，一手够着上面的石块掀起来，脑袋还得仰着，看看下面有没有蝎子。有一会我就是这种操作，仰着脑袋还张着大嘴去看下面有没有蝎子，结果石块下面盘着一条草蛇，吓得我直接从石堰上跌了下来，摔倒是没摔坏，给吓个够呛。我们那的草蛇俗称“草上飞”，游行的速度极快，很少有人撵得上。摔下来后，呆了半晌，一想起当时张个大嘴，那家伙要是受惊一下窜到我嘴里可就坏菜了。这事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深深的阴影，从那后再也不攀在堰上往上掀石块了，即使俯下身子掀石块，也总感觉下面有条蛇在等着我。这件事也对我拿蝎子事业造成了极大影响，此前我每次都能拿最多，后来基本草草收场，收入也大幅下滑。
捉到的蝎子一般会放到家里的宽口玻璃瓶里，下面垫层土，养个几天，期间再去捉几次，等攒够一批就去集市上卖掉。那时候，最大个的一只5毛，个头小的依次递减，记得价格最高的时候最大的一只能买到一块二，而我们最喜欢吃的奢侈品“肉火烧”一块才5毛钱。可见拿蝎子的收益有多吸引人。我那时每集能卖十几二十块钱，这绝对是个大数字，我父亲的工资当时每月好像也就200块钱，买蝎子的钱还是会被家长收回一部分，美名其曰，拿这么多钱怕学坏了。
拿蝎子是门技巧活，有的人一天也拿不到一只两只，空手而归的时候很多。每年的拿蝎子季节总会流传一个类似的传说，据说有个长了“蝎子眼”的人，此人一般有名有姓，同事件描述者还有某种亲戚上的关系，以证实其增强真实性。某天，此人到了某个地方，预感到在石缝里有个蝎子窝，于是他找来工具，将裂缝撬开果不其然，里面有十斤蝎子，一两不差，装了满满一桶，从此走上了发家致富的快速路。这类故事的讲述者大都是成年人，乡村的故事都掺杂着很多不可名状的微妙情节，神秘而玄幻，只可意会不可言传。而据我十几年的拿蝎子经验来看，野地里的蝎子极少群居，最多见过一块石头下面有两三只蝎子，成斤聚居的只在口舌相传的故事里。或许，因为我没长一双“蝎子眼”吧。
如果说拿蝎子是一个娱乐和创收兼具的项目，那么刨草药就要枯燥和辛苦很多。
相对于拿蝎子，刨草药的时间跨度要长很多，从每年农历的五六月份，草木新生之始到农历八九月份草木凋零之末，都是刨草药的季节。周末几个伙伴会相邀去刨草药，偶尔放了学也去田野里刨一会。在时间的安排上，山里的孩子要自如很多。
能够辨识的草药有十几种，大都是从我母亲那学来的。草药的称呼地域性很强，除了“柴胡”、“桔梗”的统称性比较强外，其他的都叫不上学名，比如，软枝子、红根、白须子等等之类，但对每种草药的初加工及市场价格了如指掌。所以在刨草药时选择性比较强，有时遇到经济价值比较高的草药，就基本放弃相对便宜的那一类，小孩子的算盘也打得精细的很。
周末的时候，为节省时间，一般带一顿午饭，也就是煎饼、火烧一类，喝水就在山野间的溪流里解决，扛一只?头、带一只尼龙袋便出发了。刨草药的时候，一般一人一个区域，互不影响，运气好的时候很快就会装满一袋，这时就会掐头去尾，把能卖的留下；运气差的时候，就把整个植株都装袋里，必须保证每次回家都得鼓鼓囊囊。每次返回村里的必经之路，两边总会有两排闲人在哪里指指点点，评价每个孩子的劳动成果，同时带几句类似“真能干”、“随他爹”、“有出息”一类的评语。话说，谁不要点脸啊，所以有的孩子装不满时，就随便刨一片草，先装上满满一袋再说。
乡村的孩子，除了对农作物有天然的认知外，对大多数植物昆虫也多有了解，人人都是入门级的“博物学家”，源于这种天然的情愫，我至今对博物学充满了浓郁的兴趣。当然，对于接触过的草药，其功效也都能基本掌握，以至于当初在填报大学志愿的时候，父母居然赞同我填报中医类的学校，不过一看到学制便直接放弃了。
晾干待售的草药价值都不太高，草药贩子们压价很低，时常提出一些刁钻的问题，比如不够干、太碎、颜色不好等等，以期压价。记得当时晒干的柴胡好像五六毛钱一斤，红根两三毛一斤，最贵的白须子不过三四块钱一斤。每次卖草药，逢药贩子企图压价时，母亲总会说，都是小孩子刨的，就别压价了。往往奏效。
大约初二时的一个暑假，我刨了一个假期，最后卖了80多块钱。扣除父母担心我拿钱多容易学坏的那一部分外，自己花了三十多块钱买了一套短裤T恤的短行头，质量好的很，上大学时还穿过，现在仍在老家的衣柜里存放着。每当看到那套衣服，总会闪现那个或在山坡挥舞?头，或在田间地垄奔跑跳跃的少年。
那时的少年，是何等自得、富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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